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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修權與八路軍駐甘辦事處

    發布日期: 2021-12-29 來源:

    王慧君

      伍修權(1908.3-1997.11),中共黨員,湖北武昌人。1908年3月出生于武漢普通家庭。1922年秋,進入武昌高等師范附小。在教師陳潭秋的教育和啟發下開始觀察社會,思索人生,追求革命。1923年由陳潭秋介紹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從此走上革命道路。1925年,受中央委派赴蘇聯學習,就讀于莫斯科中山大學。1927年9月轉入莫斯科步兵學校。1928年畢業后留校任中國連的俄語翻譯。1929年夏到伯力蘇聯邊疆保衛局工作。1930年12月加入蘇聯共產黨。1931年5月,回國到中央革命根據地,同時轉為中共正式黨員。1933年10月,被調到中央軍委擔任共產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俄語翻譯。1934年10月參加長征。1935年1月以李德俄語翻譯的身份列席遵義會議。1935年4月調任紅三軍團副參謀長;同年9月任陜甘支隊司令部作戰科長。1936年4月調任紅十五團七十三師參謀長;同年被調到中央聯絡局工作。1937年任陜甘寧邊區政府秘書長。

      八路軍蘭州辦事處于1937年5月秘密籌建,沒有正式命名,早期習慣稱紅軍聯絡處,地點選在蘭州,主要工作是營救失散的紅西路軍人員,是半公開機構,負責人張文彬、彭加倫,對外稱彭公館。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遂奉命改為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簡稱蘭州“八辦”)。由于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常與蘇聯的外交和軍事代表機構打交道,中央就決定將精通俄語的伍修權調來,由他擔任八路軍駐甘辦事處處長,并將辦事處遷到孝友街32號(今酒泉路314號)。從1938年2月開始,伍修權在辦事處工作了3年多時間。當時代表中共中央在甘肅進行統戰工作的謝覺哉同志作為中共駐蘭辦事處的黨代表,成為伍修權的直接領導。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看起來是在國統區中一個孤立的據點,實際卻是西北國統區救亡運動的一盞明燈。

      宣傳黨的政策和主張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建立以后,用各種方式宣傳我黨的政策和主張,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特別是黨代表謝覺哉同志,利用自己同賀耀祖的關系,做了大量工作,對于抗戰形勢下如何開展民眾運動、革新政策和團結抗日,提出過許多重要建議。在謝覺哉、伍修權同志的耐心說服和積極影響下,賀耀祖也聽取和接受了一些意見,對當地的抗日活動有一定的促進作用。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在伍修權等同志的領導下,除了同國民黨中的反共分子不斷進行著“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外,更大量的工作是對當時一些比較開明的人士作說服、爭取和教育工作。辦事處的同志大都是從山溝里出來的“土八路”,他們習慣并學會做統戰工作有一個過程,為此,謝覺哉同志和伍修權同志曾根據中央的有關指示,包括張聞天同志的某些重要文章,對大家提出了一些工作原則與具體要求。強調既要堅持我黨的政治立場,又要善于待人接物,在方法上則要求靈活機動。就這樣,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積極同國民黨方面的軍政人員和地方紳士進行接觸。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機會,向他們闡明我黨的政策和主張,團結一切擁護抗日的階層和個人。經過謝覺哉、伍修權和辦事處同志的努力,駐甘辦事處對抗日民族統一工作做出了貢獻。

      營救紅西路軍被俘和失散人員

      設立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對紅西路軍被俘失散人員進行營救和收容工作。謝覺哉、伍修權、彭加倫、王定國和朱良才、況步才等同志做了大量的工作,設法救出和送回許多紅西路軍將士。

      伍修權到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上任后,整批的營救工作雖然不多了,但是仍然有一批批零散的紅西路軍指戰員輾轉來到蘭州,找到辦事處,要求歸隊。這些同志在戰斗失利后,歷盡磨難,才從河西和青海等地陸續逃出敵人之手。他們一到辦事處,伍修權馬上安排給他們治療傷病,同時,向他們講述當前的形勢和黨的政策,組織他們學習《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等黨的文件。

      1940年,伍修權率領辦事處全體人員開展了一場營救紅西路軍人員的特殊戰斗。紅西路軍左支隊突圍到新疆的人員,在中共代表陳云等人安排組織下,近400人分別被編為4個隊,學習無線電、航空及獸醫、汽車和坦克駕駛等技術。1940年1月,經中共中央批準,這批人由曾玉良等帶領,分乘30余輛汽車,從烏魯木齊返回延安。為確保安全,伍修權派人至星星峽、嘉峪關,排除種種干擾專程迎接,又動員社會各界力量予以支持和關注。伍修權還不顧個人安危,多次前往國民黨第八戰區司令部嚴正交涉,痛陳利害。幾經努力,國民黨軍才予以放行。2月5日,這批紅西路軍將士終于回到延安,在以后的革命斗爭中,都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開展民眾運動

      伍修權帶領辦事處的同志利用各種機會,運用各種方式,直接對群眾特別是廣大青年進行宣傳教育工作。他和謝覺哉利用一些公開集會,宣傳黨的抗日政策和主張。在我黨和一些進步人士的促進下,由蘭州的農民銀行和“工合”(即中國工業合作促進會)的負責人出面,定期舉辦每周一次的時事座談會,討論“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三民主義與抗日救國”“怎樣保衛西北”“怎樣領導民運”等一系列重大問題,產生了很好的效果。

      青年學生、教師和職員,特別是進步青年,一批批來到辦事處找謝覺哉、伍修權同志交談請教,表達對共產黨、八路軍的信任和崇敬,聽取對當前時局的意見。伍修權對他們積極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行動給予鼓勵和支持。后來在甘肅秘密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根據這批積極分子的志愿和要求,經過考察,由辦事處做出安排和介紹,將他們分批選送去延安,一部分進入抗大和陜北公學學習,一部分直接分配到抗日前線,為革命輸送了一批新生力量。他們中的不少人陸續成為我黨我軍的各級負責人。

      中共甘肅工委和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提出“創辦刊物,改造輿論”的工作方針,選派或推薦了一些共產黨員和進步文化人士,創辦了一批各有特色的大小刊物;還從外地邀請來著名文化人士,如蕭軍、塞克等,分別主編《甘肅民國日報》的《西北文藝》《劇運》等副刊。在謝覺哉、伍修權同志和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關心支持下,還在蘭州設立了“蘭州書報社”和“生活書店”的分店,公開和半公開銷售我黨出版的《新中華報》《新華日報》《解放》周刊等革命書刊和其他各種進步圖書。其中有許多書報是由辦事處的交通員從西安長途運來的。謝覺哉、伍修權同志和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也用種種方式對群眾性的抗日救亡團體和進步組織進行支持和指導。這些組織影響較大的有“甘肅青年抗戰團”“省外留學生抗戰團”“西北青年救亡讀書會”和“婦女慰勞會”等,還有主要由外地在甘青年組織的“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和“甘肅青年抗敵自衛會”。許多進步青年在此期間被吸收入黨,后來分別去了延安。

      在謝覺哉的倡導和伍修權領導的八路軍駐甘辦事處贊助下,蘭州先后出現了好幾個十分引人注目的文藝演出團體,如“血花劇團”“王氏兄妹劇團”“西北抗戰劇團”“平津學生演劇團”等,積極開展革命文藝宣傳。這些文藝團體在蘭州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到前線去》《流亡三部曲》和《保衛盧溝橋》《烙痕》等劇目和歌曲,給蘭州各界和廣大群眾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大激發了他們的愛國熱情。

      保持與蘇聯的聯系

      當時,蘇聯與中國(也是中共與蘇共)聯系的一條主要交通線,是由蘇聯的阿拉木圖經中國新疆烏魯木齊(當時叫迪化)到達蘭州。來去蘇聯的人員都得在蘭州停留,再乘坐往返于蘇聯的汽車或飛機。大量蘇聯援華物資在蘭州集中,再轉運到各地。因此,當時的蘭州是一處重要的國際聯絡站,在政治、軍事上都有重要地位。與蘇聯駐蘭州的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聯系,通過他們溝通中共與蘇共的關系,傳遞中共的文件、情報和資料,負責來往于中蘇之間人員的接待和援助中國共產黨抗戰物資的轉運工作,也是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特別是伍修權的主要工作任務之一。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是蘭州軍政各界的一個重要單位,蘇聯代表舉辦的各種友好活動特別是重大節日的招待宴會,都要請伍修權等各界人士一起參加。由于伍修權有留學蘇聯的背景,雙方相處甚好。

      接待來去蘇聯或我國新疆的過往人員,也是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一項經常的任務。僅在伍修權任職期間,接待過的領導同志就有周恩來、鄧穎超、王稼祥、任弼時、蔡暢、鄧發、陳郁、肖三、劉亞樓、李天佑、楊至誠、譚家述、孔原、馮鉉、常乾坤、王弼、朱德海、陳昌浩、王范五、博古的妻子劉群先等。伍修權回憶說:“辦事處接送從蘇聯回來的同志,曾采取了多種方式。通常是由蘇聯方面將這些同志經烏魯木齊用飛機或汽車送到蘭州,先隱蔽在蘇聯駐蘭州代表團住處,與我們辦事處取得聯系后,約定好時間,由他們用汽車將人送到辦事處大門口,然后迅速下車跑進辦事處,這就到了‘解放區’了。我們馬上把他們安置下來,然后給他們發八路軍的軍衣和符號,還給每人取一個假名字。根據各人的年齡和身份,每人安上個適當的軍銜和官職,最小的給個少尉,也有中尉、上尉,最高是少校,因為我自己當時掛的是個上校軍銜?!?/p>

      八路軍駐甘辦事處還有一項很繁重的任務,就是接收并轉運來自蘇聯和新疆的各種物資。當時蘇共曾經支援我黨一部分物資和軍事裝備,還運來一部分馬列主義的中文書籍。這些物資通常是用汽車從蘇聯經新疆長途運來,有時只經過蘭州,由原車運出蘭州送到解放區,八路軍駐甘辦事處會派人押運和領路。

      堅持革命斗爭

      由于謝覺哉和伍修權分別代表了中共中央和八路軍總部,因此協助掩護中共甘肅工委的工作,也成了辦事處責無旁貸的工作之一。謝覺哉、伍修權同志到達蘭州后,由辦事處與一些秘密黨員建立了聯系,新發展了一些黨員,又由彭加倫同志電請中央增派了一些甘肅籍或家在蘭州的黨員來到蘭州,于1937年10月成立了中共蘭州工委,后又擴大為中共甘肅工委。雖然當時已國共合作,但中共甘肅工委的組織及其活動都是秘密的。八路軍駐甘辦事處便以公開合法的地位給予他們種種協助掩護。

      1940年,國民黨反動派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特務頭子戴笠親自到蘭州布置督促各項反共措施。許多同志不幸被捕,中共甘肅工委受到嚴重破壞。面對這一艱險形勢,伍修權關照有關同志,必須有進一步的思想準備,保持高度警惕,防止敵人的繼續破壞。為保存革命力量,有的同志就到辦事處換上了八路軍軍衣,作為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工作人員,避過敵人的搜捕,并被分別護送去了延安。

      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后,國民黨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蘭州的國民黨當局也加緊了反共活動。八路軍駐甘辦事處受到嚴密監視,門口經常有國民黨警察和特務偽裝的修鞋攤,隔壁有密探開設的飯館,還有游動哨從房后的城墻上居高臨下地整日窺望著伍修權院內,有人一外出馬上就有特務跟蹤盯梢。伍修權則利用各種機會同秘密工作的同志接頭。

      國民黨當局不僅對八路軍駐甘辦事處采取了監視、封鎖,還在經濟生活上設關卡企圖逼走伍修權等人。國民黨當局一度卡住辦事處的糧食、蔬菜、煤以至水等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又禁止周圍的群眾賣給八路軍駐甘辦事處的同志們,迫使辦事處有時不得不從西安運來糧食。

      1941年3月,伍修權接到中央命令,調回延安工作。他于同年7月15日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長達萬言的工作報告,詳細匯報了八路軍駐甘辦事處開展工作的情況,列舉了幾年來的主要工作成果及經驗教訓,并就開展的工作提出了建議和意見。

      伍修權在擔任八路軍駐甘辦事處處長期間,協助掩護中共甘肅工委等黨的秘密組織培訓干部,發展黨員,擴大組織;組織參加各種抗戰宣傳活動,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擴大,抗日救亡運動向前發展;充分發揮了辦事處作為溝通延安和蘇聯聯系的主要通道,接收和轉運了蘇聯援助中國的大量抗戰物資;接送了周恩來、王稼祥、任弼時等黨的主要領導同志和大批革命人士,使辦事處成為黨在西北地區的一處“革命接待站”“戰斗指揮所”。

      來源:《甘肅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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