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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憶父親陳賡

    發布日期: 2022-03-01 來源:

    陳知進 口述 危春勇 整理

      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將帥中,陳賡是一位個性鮮明的人物。從北伐戰爭、隱蔽戰線、土地革命戰爭、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再到援越抗法、抗美援朝戰爭,他始終在前沿戰斗,身經百戰,多次負傷。他是我軍唯一同日、法、美軍都交過手的高級將領。

      父親能征善戰,且愛好廣泛,多才多藝,是一個典型的性情中人,也是一個細致有心的人。在戰爭年代,父親就有保存文獻與實物的習慣,不光是各個時期的日記本和照片,還有中央和軍委頒發的一些證件、證章,他使用過的望遠鏡等等,他都一直珍藏在身邊,結婚后交由母親保管。在他看來,這些都是革命者的奮斗記錄和歷史見證,有價值和意義,能保存下來的就盡量保存下來。因此,父親的各種原始文獻資料,在他們那一輩人里算是相對較多的,也是較為完整的。

    具有重要史料價值的戰地日記

      在父親留下的珍貴文獻中,僅日記就有20多萬字。父親寫日記始于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期,在戰火紛飛、四處奔波的日子里,不論多忙多苦多累,他都要抽出時間把當時的情形與感受記下來,除了記錄行軍打仗,還記錄他豐富內心世界的歡樂與痛苦、驕傲與自責等。

      戰爭年代父母分多聚少,于是兩人約定,只要有機會見面,父親第一件事就是把日記本交到母親手上,分別時母親再送給他一個新本子以便繼續寫。母親對這些日記本呵護備至,曾用灰粗布糊了皮,以起到加固作用。行軍時,母親將這些本子藏在馬褡子里。那時披星戴月、跋山涉水,每到駐地,她先要把日記本拿出來檢查一下,濕了就在太陽底下曬曬,或在老鄉的熱炕上烤烤,生怕丟了或受潮了。

      《陳賡日記》在20世紀80年代初曾印制一部分,因為有涉及越南戰爭、朝鮮戰爭未公開內容,囿于當時的保密要求,只在內部出版。2003年初重新出版的《陳賡日記》,在尊重原稿的基礎上進行了校核,將原貌如實地加以呈現。

      1961年3月父親去世后,母親便著手系統地整理父親的遺物,日記、自傳、筆記、信件、大量圖片和使用過的物品等,裝了兩個箱子,她始終像愛惜自己的生命一樣保護珍藏著。在“文革”動蕩年代,母親先后被下放到東北、河南等地中組部干校。為防不測,臨行前她特地帶著小孫女懷申把這兩個箱子放到上海我大哥陳知非家保存,從干校一回來便首先想著要把兩個箱子運送回來。后來,軍事博物館、革命歷史博物館,還有哈軍工、國防科大等先后到我家來找資料,從我們家保存的六大本父親的相冊里翻拍了不少珍貴的圖片。

    由魯迅保存的父親手繪的地形圖

      在上海魯迅博物館里展出著一份由父親手繪的地形圖。這是他在與魯迅先生會見時留下的。20世紀30年代白色恐怖籠罩之下的上海,父親作為紅軍的高級將領,為什么會與不是中共黨員的文壇巨匠魯迅先生兩次會面呢?這是因為,1932年11月父親在上海治療傷病時期,常向做地下工作的同志講述紅軍的戰斗故事,并說“我很希望人民能知道紅軍和革命群眾所經受過的這一切,即使將來革命成功了,也永遠不要忘記”。他所講的這些紅軍故事,被當時在中央宣傳部工作的朱鏡我詳細記錄并整理油印出來,希望有個作家能將其寫成文學作品。魯迅先生看到由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馮雪峰送來的這份材料后,非常激動,特別希望能見到這位“講故事”的紅軍將領。

      在馮雪峰、朱鏡我以及樓適夷的先后陪同下,父親兩次秘密來到位于四川北路的魯迅先生家中與他會面,詳細地講述了蘇區和紅軍的戰斗經歷。在講到鄂豫皖革命根據地的軍事形勢時,魯迅先生還特意拿出紙和筆來請我父親畫出圖示意,于是便留下了這份歷史的“記錄”。

      兩次促膝長談后,魯迅先生也多次向馮雪峰同志表示愿意寫一部類似于蘇聯《鐵流》那樣的、反映紅軍指戰員戰斗生活的作品想法,并計劃是中篇小說。遺憾的是,由于精力和創作環境所限,魯迅先生最終未能完成這部作品,而這張父親隨手畫的地圖卻被魯迅先生珍藏了起來。直到新中國成立后父親參觀魯迅紀念館時才被他確認。

    一枚珍貴的紀念徽章

      父親生前保存了不少戰爭年代的紀念章、獎章,都被母親別在一塊大手絹上。有一次哥哥陳知建想了解紀念章的情況,父親就指著一枚“紅軍十周年紀念章”說,這個最有價值了。

      這枚紀念徽章質地為紅銅,高4.3厘米,長3厘米,厚0.1厘米,凈重10克,呈五角星造型,白地紅邊,圖案最上方為鐵錘和鐮刀,象征著領導工農紅軍的中國共產黨,正中是一名騎馬的紅軍戰士吹著軍號向前躍進的形象,下部鑄有“1927—1937紅軍十周年紀念章”的文字。

      1937年8月下旬,紅軍主力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朱德任總指揮,彭德懷任副總指揮,下轄三個師,開赴華北抗日前線。父親任第一二九師三八六旅旅長。9月6日,暴雨如注,第一二九師三個團500余人在陜西省三原縣石橋鎮舉行改編和出征抗日誓師大會。父親擔任閱兵總指揮,指揮著90名司號員在會場上吹起了軍號,并接受了張浩代表黨中央及軍委頒發的“紅軍十周年紀念章”。瓢潑大雨之中,父親和戰友們含淚“暫時同紅軍帽告別”,戴上了國民黨當局配發的“青天白日”軍帽。他感慨萬千,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紅軍永遠是紅軍,任他換個什么名義,戴上什么帽子,我們始終為了共產黨的光榮而奮斗?!?/p>

      為紀念這一時刻,父親還特意頭戴紅軍帽、胸前佩戴著這枚“紅軍十周年紀念章”留下了最后一張紅軍時期的照片。此后,這枚“紅軍十周年紀念章”一直保存在他身邊,激勵著他為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國的成立而奮勇向前。

      鮮為人知的是,在參與指揮作戰的間隙,父親還曾親自指導制作過一些紀念證章頒發給部隊指戰員們。

      1946年11月下旬至次年1月底,擔任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四縱隊司令員的父親,率部策應保衛延安,配合晉綏部隊進軍呂梁地區,先后發起呂梁戰役和汾孝戰役,粉碎了國民黨進襲延安的計劃,也為爾后在晉南地區展開戰略性反攻創造了有利條件。為嘉勉戰斗中的有功之臣,父親指導設計制作了“四縱戰斗英雄”獎章、“四縱戰斗英雄”獎狀、“模范工作者”獎章和證書等多款。其中,“四縱戰斗英雄”獎章,由父親自己精心構思并繪圖設計,還規定了它的材質和含金量,然后委托我地下黨把圖紙秘密地送到當時的北平制章廠交由工人師傅暗中鑄造。獎章為圓形,主圖為騎馬戰士的圖形和“戰斗英雄”字樣,上半圈為對稱的麥穗裝飾,下半圈為“八路軍晉冀魯豫第四縱隊”和“1946”的文字。1947年2月20日,在縱隊召開的呂梁、汾孝戰役慶功大會上,父親親自為戰斗中的有功之臣頒獎。

    帶傷入越指揮抗法戰役

      1950年7月,父親剛指揮解放云南全境不久,便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進入越南北部根據地,協助越方抗擊法國殖民軍,組織邊界戰役,打通中越兩國交通線,統籌援越事宜。在越北根據地爬山鉆林,對雙腿受過重傷有殘疾的父親來說,無異于雪上加霜,他感到“真比長征時期還苦”。然而在行軍中,他和大家一樣挨雨淋、踏泥濘,一向樂觀開朗的他,還不斷地說一些笑話,以緩解大家的疲勞。

      父親在1950年7月9日的日記中寫道:“出門翻大山,全山行程九十里。山上遇雨,人似落湯之雞”;8月10日的日記記述:“由原平出發翻一座山,說為十五公里,實際上整整走一天,而且整整淋了一天雨。宿營地甚污濁,睡處與豬牛圈為鄰,臭氣撲鼻,令人作嘔”;10月13日的日記記錄:“我們正沿街行進,突然彈藥庫爆炸,火光燭天,爆炸聲大作,我們幾遭不測”。

      在越南的四個月里,除要面對惡劣的自然條件和戰爭的險象環生外,父親還要不斷忍受病痛的侵襲,經常是牙痛和頭痛交織,動輒失眠。為了幫助年輕的越軍打好邊界戰役,他親赴一線指導部隊,身患瘧疾仍堅持工作。8月24日,在越軍作戰會議上,父親解釋新戰法,一口氣講了四個多小時,詳細陳述了先打邊界附近的七溪、東溪,以調動敵人,在運動中殲敵的方略與意義。

      10月下旬,父親指揮開展的高平之戰,戰果超出了戰前的設想,殲敵九個營,解放了十余座重要城鎮,取得越南抗法戰爭史上空前的勝利,為整個越南北部及印支的解放奠定了基礎。胡志明欣喜地稱:“邊界戰役是越南抗戰史上一次最大的勝利,是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勝利?!?/p>

      父親赴越指揮作戰,對外保密。胡志明指定以“阿東”代稱,他寄給父親的信函、明信片等,都以“東兄”“東同志”稱呼。為什么會以“阿東”相稱呢?說起來又有一段趣事。還是在黃埔軍校時期,父親經常跟隨周恩來前往蘇聯顧問處,當時擔任蘇聯首席顧問鮑羅廷秘書兼翻譯的正是化名為“李瑞”的胡志明,兩人由此熟悉并建立了友情。父親生性幽默,胡志明常用“非常調皮”來形容他?!瓣悺弊质恰岸边吪?,去了耳朵,就留下“東”了。在越南陣地上,父親還打趣地向越軍總司令武元甲解密這一“秘史”說,“我被胡主席‘揪掉了耳朵!’”

    在朝鮮戰場

      長期在槍林彈雨中出生入死的父親,曾經五次負傷,可謂是體無完膚,戰痕累累。1950年6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第四兵團、云南軍區頒發給他“一等殘廢證”。父親強撐傷軀病體,堅持援越四月之久,凱旋后還來不及享受勝利的喜悅就馬不停蹄,奔赴更為險峻和嚴酷的朝鮮戰場。

      其實在全力指導越軍作戰的同時,父親就一直關注并牽掛著朝鮮戰場的局勢。1950年11月5日,他完成援越的秘密使命后回到南寧,得知中央派兵參戰的消息,興奮不已,接連兩天沒睡好覺,并做好了參戰的思想準備。在11月6日的日記中,他這樣寫道:“昨晚失眠,總是思考朝鮮戰事。工作是艱苦與殘酷的,我準備貢獻我的一切?!痹诨乇本┫蛑醒雲R報援越情況后,父親便主動請纓赴朝。毛澤東笑稱:“剛聽說和美帝打,他就有了精神,病也好了一半?!?/p>

      1950年12月,父親先赴朝鮮前線考察了與美軍作戰情況,后兩次率部隊入朝作戰。其間,他整頓了第三兵團,協助彭德懷指揮了挫敗敵軍“秋季攻勢”的戰役。這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爭史上空前規模的陣地防御戰役。他在日記中記錄道:“每日必須看上百份電報,關于作戰問題,必須及時親自草電答復”。

      因身體日益不適,志愿軍黨委常委研究決定讓父親回國治病,一個月不到,因彭德懷脖子后長了一個瘤子,軍委催他速回北京做手術,同時通知父親入朝代理志愿軍司令員的職務。1952年4月7日,父親接管志愿軍全面工作后,重點加強了坑道防御體系的構筑,命令第十二軍、第六十軍抽調技術能手,幫助第十五軍在上甘嶺挖坑道,并請國內工業部門解決炸藥、抽風機和打炮眼的工具等,經過幾個月的努力,陣地形成了完整的坑道體系,在隨后打響的上甘嶺戰役中,經受住了密度空前的炮火考驗。

      1952年6月,父親受命創建軍事工程學院。奉調回國前,金日成向我父親授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以表彰和感謝他在朝鮮戰場上作出的突出貢獻。

      “從軍原是為人民,百戰勛勞總不矜”“躬行實踐真模范,忠藎流芳萬古新”。這是1961年3月董必武在我父親辭世時寫下的敬挽詩句。父親雖然已經去世整整60年,但他對黨和革命事業的堅定信念與無限忠誠,永遠是我們后人學習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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